从短视频带货到村寨巡演侗戏年轻人的传承与创新让非遗活起来

在贵州黔东南的群山深处，有一座被晨雾笼罩的侗寨。清晨六点，十八岁的吴小梅已经对着手机补好了口红的最后一笔，身后是祖母刚刚搭好的戏台——几根木柱撑起一块褪色的红布，戏台对面已经坐满了端着茶杯的乡亲。今天不是节庆，只是一场普通的村寨巡演，但她要把这场演出拍成短视频，发到自己的账号上。

这不是一个”传统与现代碰撞”的励志故事模板，而是一个真实发生在2024年夏天的日常片段。

侗戏：一曲唱了四百年的声音

侗戏诞生于清嘉庆年间，距今已有两百多年历史。它不像京剧那样有程式化的唱念做打，也不像昆曲那样讲究字正腔圆。侗戏的核心是”唱”——用侗语唱出故事，配以身段和简单的道具，在一方戏台上演绎忠孝节义、爱情离合。

我接触侗戏是从2019年的一次田野调查开始的。那天晚上在黎平县的寨子，我坐在一个破旧却整洁的木制戏台下，看着台上一对年轻艺人演《珠郎娘美》。女主人公被恶霸强占，男主人公被害，最后化为蝴蝶飞走。整个剧情没有一句配乐，全靠演员的清唱和木叶伴奏。奇怪的是，台下那些七八十岁的老人听得津津有味，甚至跟着轻轻哼唱。

那时候我就在想，这样一个需要安静才能听懂的舞台艺术，在短视频时代还能活吗？

答案比任何人预期的都要好。

短视频时代的意外闯入者

2020年春节前后，侗戏传承人群体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：他们开始用抖音、快手拍摄演出片段。

第一个吃螃蟹的是龙胜各族自治县的侗戏演员杨再珍。她原本是一个普通的村寨教师，业余时间是村戏团的骨干。疫情让所有聚集活动暂停，戏团没法巡演，杨再珍闲着没事，就把平时排练的片段发到抖音上。没想到，一条《坐花街》的选段视频获得了三十万播放量，评论区里有人问”这是什么剧种”，有人留言说”唱到心里去了”。

这条视频成了转折点。

杨再珍后来告诉我，她一开始完全没有”运营”的概念：”我就想着，反正没人来看演出，拍下来发上网，也许能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侗戏长什么样。”

但接下来的事情超出了她的想象。2021年，她收到了第一个品牌合作邀请——一个做民族服饰的电商团队，希望她穿着侗族盛装在短视频中展示侗戏唱段，为店铺带货。杨再珍犹豫了很久，最终答应了。那条视频发布后，店铺单日销量突破了两千件，杨再珍第一次因为唱戏赚到了钱。

这件事让很多侗戏年轻人看到了可能性。

从”没人看”到”直播带货”

2022年开始，贵州、湖南、广西交界一带的侗戏演员中，出现了一批”演员+博主”的双重身份者。他们白天在村寨里教孩子唱戏、排练剧目，晚上对着手机直播、剪辑短视频。

吴小梅就是其中的代表。她是黎平县某村戏团的台柱，同时也是粉丝超过十二万的抖音创作者。她的账号没有精致的运镜和滤镜，大多是直接拍演出实况或者后台准备的过程。但正是这种”原生态”的质感，反而吸引了大量观众。

2023年夏天，吴小梅做了一次尝试：她在演出间隙直播卖起了家乡的农产品。视频里，她一边化着戏妆，一边介绍手中的腊肉和糍粑，语言是夹杂了普通话的侗语。那条直播切片被剪辑成短视频发布后，播放量达到了八十万，店铺当天卖出三千多单。

这不是偶然。

在黔东南，像吴小梅这样的年轻演员已经超过四十人，他们中有人专门做非遗文化传播，有人靠带货维持戏团运营，还有人把短视频当作招生工具——很多县城的孩子看了他们的视频后，主动要求来学戏。

一位姓岑的戏团负责人跟我说了一句让我印象很深的话：”以前我们愁的是没人来看戏，现在愁的是怎么把戏团的日子过下去。有了这些收入，孩子们愿意学，老艺人愿意教，这才是真正的传承。”

村寨巡演：短视频之外的根基

当然，侗戏的传承不能只靠手机屏幕。

我多次跟随戏团下乡巡演，亲眼见证了另一种”活态传承”的力量。侗戏的巡演通常叫”走寨”——戏团会在一个村子里演一晚上，第二天搬到下一个寨子，一圈走下来，可能涉及十几个村庄。

这种巡演模式有几个特点：

首先，戏目是固定的。每年春节到元宵节期间，各村轮流邀请戏团，剧目以《梅良玉》《牛良》《姜女下池》等经典为主，演员们需要把整本戏背下来，从头唱到尾。这需要极强的记忆力，也需要多年的训练。

其次，观演关系是亲密的。观众坐在戏台正面， sometimes 坐在台阶上， sometimes 站着看。但没人低头刷手机——至少在那个夜晚是这样。演到动情处，会有老人抹眼泪，会有孩子跟着哼唱。这种集体性的情感体验，是任何短视频都无法替代的。

第三，巡演本身就是一种社区仪式。戏团来了，全村人都觉得有面子。村民会主动腾出最好的堂屋给演员住，会拿出家里最好的酒菜招待。演出结束后，戏团成员会被热情地邀请留饭。这种人情往来，维系着村寨之间的文化纽带。

但问题是，年轻人越来越少愿意学戏了。

年轻人为什么愿意回来

2018年前后，黔东南地区的侗戏传承面临严峻危机。老艺人普遍年过六旬，而愿意学戏的年轻人寥寥无几。戏团成员老龄化严重，很多剧目面临失传。

转机出现在2020年之后。

短视频带货带来的经济收益，让学戏变成了一份”可以赚钱”的职业选择。2023年，我回访了黎平县的几所乡镇中学，发现一个现象：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主动学习侗戏。有的学校甚至将侗戏纳入了课后兴趣班。

吴小梅告诉我，她收的学生里有三个是县城里出来的孩子，他们的父母原本反对学戏，觉得”这玩意儿没前途”。但当他们看到吴小梅的收入后，态度改变了。

“我那个叫阿香的学生，以前学戏是为了玩，现在她会主动问我’师姐，我这个唱段能不能剪成短视频’。”吴小梅笑着说，”以前我们教戏，最怕的就是孩子没有兴趣。现在他们自己想红。”

这种”想红”的动力，恰恰是传承最好的催化剂。

不只是侗戏，是整个非遗的出路

侗戏的转型只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缩影。

在云南，彝族的海菜腔通过短视频走红，歌手阿细从大山走向国际舞台；在四川，羌年祭祀仪式被记录成纪录片，吸引了年轻一代参与传承；在江西，傩舞的短视频播放量超过了千万，带动了当地文旅发展。

这些案例有一个共同点：不是用”保护”的口号来留住传统，而是让传统进入现代生活，让它变得”有用”、”有趣”、”有价值”。

一位从事非遗研究的学者说，过去我们对非遗的理解是”博物馆式”的——把东西存起来，供人参观。但活态的非遗必须活在当下，活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。短视频和电商，恰好为非遗找到了一条融入现代生活的新路径。

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顺利。

挑战依然存在

我在和几位年轻演员聊天时，他们也坦诚地提到了困惑。

首先是内容边界的问题。有些演员为了流量，会在短视频中掺杂娱乐化元素，比如穿现代服装唱戏、用普通话念词、加入流行音乐。这让一些老艺人很不满，认为”这是在糟蹋侗戏”。

吴小梅的处理方式是：”我拍两种东西。一种是正经的演出，录下来给行家看；另一种是轻松的内容，让更多人知道我们有侗戏。两者不冲突。”

其次是可持续性问题。短视频的红利期是有限的，平台的算法在变，观众的口味在变。今天的流量明星，明天可能就不被推荐了。如何让这种模式长期运行，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。

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：当非遗变成一种”生意”，它的文化内核会不会被稀释？这一点我暂时没有答案。但我看到了一些积极的信号——很多年轻演员在获得收入后，开始主动学习更多的传统剧目，甚至出资资助老艺人整理口述历史。

夜幕降临，戏台亮起

让我把镜头拉回到文章开头的那个夜晚。

吴小梅的演出结束后，她把手机收进包里，和戏团的其他成员一起收拾道具。几个村民热情地邀请他们去家里吃饭，说是”看戏辛苦了”。戏团负责人笑着说：”明年我们还来。”

走出寨子的时候，我回头看了一眼。戏台旁边的路灯亮着，照亮了那块褪色的红布。寨子里的狗叫了几声，远处传来几声虫鸣。

这就是侗戏的今天。它不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，不在学术论文的脚注中，而在一个普通的村寨夜晚，在年轻人的手机镜头前，在一曲悠悠的侗语唱段里。

非遗不是用来供奉的，是用来活的。年轻人让它在短视频时代重新找到了生存的方式，这不是对传统的背叛，而是对传统最好的尊重。

就像吴小梅说的：”戏还是要唱给村里人听的，但唱给更多人知道，也不坏事。”